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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千秋雪
乾隆编忠臣传、贰臣传不是孤立的行为，应该与他对父祖辈的满洲政敌大规模翻案结合起来看，是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工程，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而已，不需要为此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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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，清高宗弘历先后敕修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、编纂《贰臣传》，又为睿亲王多尔衮等宗室平反昭雪。这三项举措并非单纯的修史行为，而是相互关联、各有侧重的政治布局。其根本目的，在于以皇权主导重构明清易代的历史叙事，借“忠节”的道德标尺教化臣民，进而稳固清朝大一统的统治。
在这一宏大的叙事构建中，郑成功、郑芝龙父子的特殊境遇，最能体现乾隆修史的政治考量与取舍；李定国“两蹶名王”的抗清功绩与至死不渝的气节被刻意推崇，多尔衮、豪格、胤禩、胤禟等宗室的平反则暗藏着平衡满汉关系的深层逻辑，共同构成了乾隆朝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脉络。
崇奖忠贞：
李定国与郑成功的孤忠标杆
乾隆修史的核心宗旨，在于“崇奖忠贞以风励臣节”。乾隆四十年十一月，弘历颁下谕旨，明确提出“崇奖忠贞，所以立纲常；贬斥贰臣，所以明大节”。
他一改清初对南明抗清人士的敌视态度，将史可法、瞿式耜、李定国、郑成功等三千余名明季殉国者编入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，依据其功绩与气节分别赐予专谥、通谥。
此举看似是对前朝忠义之士的包容，实则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——承认明朝忠臣的气节，将“忠”的内涵从忠于某一王朝，转化为忠于大一统的政权秩序，以此消解汉人的故国情怀，引导天下臣民归心于清朝。
在这一意识形态构建中，李定国与郑成功是乾隆着力塑造的两大“孤忠”典范，李定国以战功见忠，郑成功以气节动人，成为教化臣民的重要符号。
李定国“两蹶名王”
南明抗清的巅峰战绩
李定国是乾隆眼中南明孤忠的代表，其“两蹶名王”的战绩，成为彰显忠勇的重要依据。
李定国本为张献忠义子，张献忠被豪格所剿灭后，他决意联明抗清，归附南明永历政权，矢志复明。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，李定国率军大举反攻，桂林一战逼死清定南王孔有德，衡州一战斩杀敬谨亲王尼堪。
黄宗羲在《行朝录》中评价：“李定国桂林、衡州之战，两蹶名王，天下震动，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。”顺治帝也感慨，清朝自开国以来，从未遭遇如此重创。
此战极大打击了清军的气焰，清廷甚至一度商议放弃西南七省，抗清声势再度高涨，其影响贯穿明清易代的全过程。
更让乾隆看重的，是李定国十余年间坚守不降的忠义。自张献忠死后，李定国率部辅佐永历帝，辗转于云南、缅甸边境，即便遭遇孙可望叛降、永历帝入缅、部众离散、粮草断绝等困境，对清廷最后加码道亲王爵位世袭罔替的劝降条件，也始终不为所动。
《永历实录·李定国列传》记载其“转战滇缅，屡濒于死，而志不少挫”；《清史稿·李定国传》也提及，听闻永历帝被执后，他“披发徒跣，号哭呕血，誓不降清”。康熙元年，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，李定国悲愤交加，临终前留下遗命：“宁死荒徼，无降也！”
其忠义贯穿抗清全程，完美契合乾隆“崇奖忠贞”的政治需求，被列入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，成为超越政权更迭的道德标杆。
郑成功“白手起家”
弱冠书生的十七年孤忠
与李定国并列为乾隆两大标杆的，是郑成功。这位以弱冠之龄、书生之身，在父亲率部降清的绝境中白手起家、百折不挠坚持抗清十七年的“海外孤忠”，成为乾隆统战叙事中最具情感冲击力的符号。
郑成功原名郑森，被南明隆武帝赐国姓朱，改名成功，早年为南安秀才，二十一岁入南京国子监，师从钱谦益，自幼深受儒家“忠孝节义”思想的士大夫教育。
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清军攻入福建，掌握东南兵权的父亲郑芝龙为保家族权势，不顾郑成功苦谏，主动剃发降清，甚至派人召郑成功同行。郑成功断然拒绝，回信痛陈：“从来父教子以忠，未闻教子以贰。今吾父不听儿言，后倘有不测，儿只有缟素而已。”
与此同时，清军背信弃义攻入安平镇，大肆劫掠屠戮，郑成功生母田川氏遭辱愤而自缢。国破父降、母死家散的三重打击，彻底点燃郑成功的抗清决心。他赴南安文庙，携所著儒巾襕衫焚于先师像前，四拜立誓：“昔为孺子，今为孤臣，谨谢儒服，唯先师昭鉴！”再拜而去，自此放弃儒生身份，自称“罪臣国姓成功勤王”，开启白手抗清之路。
彼时郑成功年仅二十三岁，无兵无饷无舟楫，仅率陈辉、洪旭等九十余人赴南澳募兵，仅得数千人。但他以金厦为基地，设立“六官”健全行政机构，团结抗清力量，一面抵御清军围剿，一面收复失地、发展海外贸易。
十七年间，他奉永历正朔，受封延平王，率部坚守东南沿海，多次重创清军，甚至一度北伐直逼南京城下，虽功败垂成，却始终未降。乾隆对其推崇备至，将其列入《殉节录》并亲赐“忠节”谥号，称其“虽困处海隅，始终不改其志，为胜国忠臣之冠”。
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五月初八，郑成功在台湾病逝，年仅39岁。临终前，他接连听闻三大噩耗：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、父亲郑芝龙和三个弟弟在北京被清廷斩首、长子郑经在厦门与四弟的乳母私通生子。内外交逼、忠孝两亏的绝望，让他彻底崩溃。
据清康熙年间刘献廷《广阳杂记》记载：“赐姓之死也，面目皆爪破。”《闽海纪要》亦载，郑成功病重时掀翻药碗，“顿足抚膺，大呼而殂”；《台湾外记》更明确记录其“以两手攀面而逝”。
他抓破自己的脸面，血流被体，大呼：“我无面目见思文帝与先帝于地下！”这一悲怆结局，将郑成功的孤忠推向极致。
乾隆将这一结局写入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，正是看中其中蕴含的道德力量：纵使国破家亡、忠孝两难，仍坚守气节至死，成为天下臣民效忠大一统王朝的终极典范。
推崇郑成功是为了维稳
双重标准
李嗣兴降清与郑芝龙“漏网”的政治隐情
两大忠臣的完美形象，与父辈与子辈的降清形成鲜明对比，乾隆的刻意回避与取舍，恰恰暴露了修史的政治本质——牺牲历史客观性，维护既定的统战叙事。
李嗣兴
超品世子的降清与被回避
李定国之子李嗣兴，身为南明晋王世子，承袭超品爵位，是南明核心贵爵。康熙元年李定国病逝后，李嗣兴率残部降清，《清圣祖实录》载：“李嗣兴着授都统品级；以下各官，从优再议。”其降清后被编入镶黄旗汉军，历任镶黄旗都统、陕西宁夏总兵等职，仕途顺遂。
按《贰臣传》编纂标准，身为明臣降清且身负顶级爵位，李嗣兴入传本是板上钉钉。但乾隆却以其“未任明实职”为由，将其排除在《贰臣传》之外。
究其根本，这是为了维护李定国的忠臣形象——若将李嗣兴钉为贰臣，无异于否定李定国一生的忠烈，也会让“忠臣之后”的道德叙事陷入尴尬，动摇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的权威性，违背其教化初衷。
郑芝龙
贰臣标准的“漏网”与父子同传的悖论
郑芝龙的遭遇，更显乾隆的双重标准。郑芝龙早年为海上巨寇，受明招安后，官至南安伯、福建总兵，是南明隆武政权核心支柱，手握东南军政大权。降清后虽被封同安侯，却始终被清廷猜忌软禁，最终于顺治十八年以“通敌”罪名被斩于北京。
按《贰臣传》编纂原则，乾隆当初谕令修史时明确表示：“大节有亏之人，不能念其功勋，谅于生前；亦不因其后人，原于既死。”郑芝龙身为明朝封疆大吏，叛明降清且降后无功，完全符合“贰臣”定义，本应列入乙编，与钱谦益、孙可望等并列。
但乾隆最终将其排除，核心原因是“父子同传”的道德悖论——若郑芝龙入贰臣传，就等于宣告“大忠臣郑成功的父亲是大贰臣”，这会彻底摧毁郑成功的完美形象，动摇乾隆亲手树立的道德标杆。为维护统战大局，乾隆不惜牺牲修史严谨，让郑芝龙“漏网”，其政治算计昭然若揭。
宗室平反
多尔衮、豪格、胤禩、胤禟的时间线与政治闭环
在编纂《殉节录》《贰臣传》的同时，乾隆于四十三年掀起大规模宗室平反运动，为多尔衮、豪格、胤禩、胤禟等获罪宗室昭雪，与前者形成互补，完成满汉平衡的政治闭环。此次平反覆盖清初至本朝，均有官方谕旨原文佐证。
乾隆四十三年正月
多尔衮、豪格、多铎平反
正月初十日，乾隆颁布上谕，首为睿亲王多尔衮平反，谕旨称：“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，肃清宫禁，分遣诸王，追歼流寇，抚定疆陲，创制规模，皆所经画，寻奉世祖车驾入都，成一统之业，厥功最著。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，首告诬以谋逆，其时世祖尚在冲龄，未尝亲政，经诸王定罪除封，实为冤抑。”
据此，乾隆恢复多尔衮睿亲王爵位，追谥“忠”，配享太庙，补入玉牒，令其嗣子多尔博一支世袭罔替。
同日，乾隆为肃亲王豪格平反。
豪格为皇太极长子，平定四川、剿灭张献忠，战功赫赫，却因与多尔衮争权被构陷致死，削爵除籍。乾隆谕旨称：“肃亲王豪格，从前因睿亲王多尔衮诬陷，获罪削爵，其功绩载在史册，不可泯没，著追复肃亲王爵，配享太庙。”
同时，为豫亲王多铎平反，恢复其原封爵位，称其“开国诸王战功之最，不应以睿亲王之狱株连贬爵”。此次平反肯定了开国宗室功绩，凝聚了满洲贵族共识。
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下旬
胤禩、胤禟平反
继多尔衮、豪格之后，乾隆于正月下旬为雍正朝获罪的胤禩、胤禟平反。
胤禩、胤禟为康熙第八子、第九子，因参与夺嫡失败被雍正削籍分别更名为“阿其那”“塞思黑”，圈禁致死。乾隆在谕旨中称：“圣祖第八子允禩、第九子允禟，结党妄行，罪皆自取，皇考仅令削籍更名，以示愧辱，并未绝其属籍。今朕即位多年，不忍令其子孙终弃宗室之外，著复其原名，收入玉牒，复其宗室。”
此举既未否定雍正的处置，彰显孝道，又彰显宽仁，化解宗室内部历史积怨。
此外，乾隆还为康熙长子胤禔、废太子胤礽后裔恢复待遇，为乾隆朝获罪的弘皙、弘升等宗室宽宥处理，形成覆盖清初至本朝的完整平反体系。
老八也翻案了
其核心目的，一是强化满洲统治合法性，二是化解宗室矛盾，三是与《殉节录》《贰臣传》呼应，以“宽仁”形象收揽人心，巩固大一统统治。
政治本质
帝王之笔下的忠节重构与统治工具
乾隆的修史与平反工程，本质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统战。他以《胜朝殉节诸臣录》抬高李定国、郑成功等忠臣，将“忠节”从忠于明朝转化为忠于大一统秩序，消解汉人的反清情绪；以《贰臣传》打压洪承畴、钱谦益等降臣，明确“叛降可耻”的底线，警示臣民不得背叛清廷；以宗室平反凝聚满洲贵族，稳固统治根基。
李定国宁死荒郊、至死不降的忠义，郑成功白手抗清的孤忠与39岁悲怆离世的绝响，李嗣兴、郑芝龙的“漏网”，多尔衮、胤禩等人的平反，无一不是服务于统治的政治选择。
帝王的道德评判，从来不是客观的历史定论，而是维护权力的工具。乾隆用一支笔，将明清易代的血腥记忆转化为道德秩序，将宗室恩怨化解为统治共识，最终让“忠节”二字成为巩固清朝大一统的最锋利武器。
看中国政治切不可忽视帝王心术
而李定国的忠义、郑成功的孤忠，在乾隆的叙事体系中，早已超越历史本身，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精神符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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